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企业的发展，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需要以此为基础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基本环境和基本遵循，也就是说，要搞好企业管理创新，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具备这样的特点：规模巨大，自主可控，世界一流。规模巨大，就是要尽快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为我国人口众多，也因为人民需要达到相当高的生活水准。自主可控，就是要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真正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因为经济国际化已经受到巨大干扰，未来的经济国际化必然是有管理、有限度的国际化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世界一流，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员工从事世界一流的工作；因为世界一流、世界领先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落后不是现代化。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具备这样的特点：保持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防止出现个人收入的过度两极分化。没有国有企业，首先是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基础，同时，个人收入的过度两极分化就会像在美国一样成为大概率事件。防止出现过度两极分化，也需要在民营企业中体现出来。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具备这样的特点：在企业管理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封建历史非常长的国度，在一个资本主义价值观存在巨大影响的国际环境中，等级观念、恃强凌弱、自私自利有着深厚的土壤，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为重要。
又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具备这样的特点：坚持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当然，可持续发展不是不发展，实现“双碳”目标不是以牺牲发展为前提。经济又要发展，又要可持续，出路在于科学和技术进步，在于超越跟随，实现引领世界科技发展。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具备这样的特点：一是引领世界，二是造福于世界。为什么要引领？因为引领才值得学习，落后的经济体系是没有吸引力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什么要造福于世界？因为这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把获得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牺牲别人的利益的基础上，不是人间大道。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如何进行？我们提出六点建议：勇于探索，敢于自主，善于创新，乐于分享，发挥优势，弘扬企业家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一条新路，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存在巨大不同。前面的讨论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要求非常高，并且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创新首先需要勇于探索，闯出来一条新路，而不能局限于按部就班地学习、对标、模仿经济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和正在走的路。
为什么需要特别强调学习、对标、模仿的局限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些领域，先发优势太强大了，后来者根本突破不了领先者早已建立起来的壁垒。著名学者钱德勒教授就发现：在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先发优势”如此之强，以至于上世纪20年代以后，只有两家新建企业进入美国化学工业前50名，没有一家新建企业进入世界制药工业前30名。实际上，美国在信息产业（软件、硬件，包括芯片）的统治地位也来源于其“先发优势”。
勇于探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弄清楚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特点和趋势。比如，就国际环境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家向往的国际化已经也必将继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地球村”将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遥远的事情。
一是有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国际化政策已经严重背离“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原则，美国的一些盟友也或多或少在做类似的事情。这种改变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会成为一种常态。对此，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涉及国家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二是一些技术的性质有其特殊性。比如数字技术在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具有巨大的渗透和赋能作用，因而非常重要。但是，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在“逆全球化”的环境里，数据安全、经济安全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又比如事关人民大众生命安全的技术，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告诉大家，在抗击重大疫情的国际协同方面，比如疫苗的研发与使用，充满了各种挑战，也不是一个简单、顺畅的国际合作。
勇于探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充分认识事物的复杂性，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特别是在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取得共识。比如，如何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问题在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声音不时出现。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上挑战更大，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国企总是抱有偏见，处处防范，甚至是打压。中国国企从美国大量退市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不得已之举。
虽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创新非常复杂，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取得成效。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在202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书中提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核心任务是迅速建成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加速建设第一经济强国，防止中美竞争陷入长期的僵持状态。这就意味着，企业管理创新要为成为建设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经济强国服务，要为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服务。实现了这些目标，加上我国“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先进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意义就会更好地展现出来。
把敢于自主放在这个位置就是希望强调其重要性。很多年来， 我们更多地强调开放与合作，自主反而陌生了，甚至不好意思提，担心被说成是“保守”，不够开放。这实际上涉及企业管理与管理创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自主、开放、合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理论上讲，需要正本清源。出发点是，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哪里来？按照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很多因素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企业独特的资源和能力最重要。这就是所谓的“资源基础论”。具体而言，根据这一理论,企业“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具备这样的特点：有价值，能够帮助企业抓住机会，规避风险，带来竞争优势，这是首要的，也是显而易见的；稀缺性，难以在竞争性市场上买到；难以模仿，竞争者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开发出相同的资源；难以替代，其他资源不能带来同样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在竞争性市场上买到的国外技术、设备，或者进行合资，虽然短期有效，但是很难给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这也说明，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学习别人只能起辅助性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
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要辩证地看问题，但是核心是自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文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成就巨大，一个根本原因是强调开放，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大规模出口，加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但是，开放也好，加入别人主导的体系也好，也是一把双刃剑。从负面影响看，就是不利于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系。在经济国际化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负面影响很隐蔽，展现出来的都是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风云突变，就像现在这样，就会措手不及，甚至没有还手之力，短期内损失巨大，长远看发展的主动权受到严峻挑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书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未来的发展必须以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经济体系为基础。
挑战在于，一方面，必须建立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体系；另一方面，建立这样的体系非常艰难。我们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企业都不会主动这样做。一是因为这一过程很漫长，充满风险，失败率极高；二是在已经加入别人主导的体系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体系不但难度大，而且容易招致打击报复。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企业管理创新必须突破上述困境。这是可以做到的，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做到，只有真正有理想、有担当、有实力的企业和组织才能做到。高铁、电信、特高压、新能源车等产业无不如此：以原铁道部为核心，建立起了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高铁产业；以中国移动、大唐、中兴、华为等为核心，建立起了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电信设备和电信服务产业；以国家电网为核心，建立起了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特高压产业；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则引领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善于创新可以从多个侧面来理解。一是把挑战变成机会。如前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创新面临一系列挑战。实际上，挑战蕴含着宝贵的机会。比如，在我国，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近水楼台，我国的民企更有条件、更早探索出与国企共同生存、合作发展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机会。
又比如，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般的理解是，这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但是，如果能够开辟新的技术路径，找到新的管理方法，反而可以实现“换道超车”。以汽车产业为例，与跨国公司合资曾经被认为是后来者最好的追赶方法，因为既可以转让技术，又可以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选择了新的路径，已经领先世界。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具备全球竞争优势，这是隆基、金风、明阳、远景等企业在技术、应用场景、产业链等多领域创新的必然结果。
再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人认为，这可能会限制股东、管理层的自主权。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这反倒会有利于搞好股东、管理层与职工的关系，解决让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极为头疼的劳资关系问题。
实际上，我国计划经济年代诞生的著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叫“鞍钢宪法”，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鞍钢宪法”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民主思想，为 “全面质量管理”“团队合作”等提供了重要保障。
善于创新的第二个侧面是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独特机会。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共同富裕，强调个人收入不能过度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更高比例的人群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存在需求，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教育、医疗服务。这是巨大的机会。又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必然会大大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企业的合作与交往，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因为公平交易、合作共赢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追求。
善于创新的第三个侧面是创造条件，进行更多的“实验”。实验是创新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同等条件下，进行的实验越多，创新成果就会越多。充分发挥我国人口众多、包括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众多这一优势，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是必然的。
实验又可以分为两种：对同一实验对象（比如某一技术的开发）只组织一个实验团队，或者对同一实验对象组织多个实验团队。对于前者，大家都比较熟悉，而对后者可能存在疑虑：这不是浪费吗？恰恰相反，这更有利于创新的成功，因为既可以同时检验多个技术路线，又可以开展“劳动竞赛”。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中石油，比如佳能公司。以中石油为例，针对同样的地质资料，投入更多的科研人员对这些资料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对油藏的认识也就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这确实增加了投入，但是相比于更为巨大的产出，投入的增加是值得的。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实验，都可以采用“技术集成”这一方法以提高效率。“技术集成”是哈佛大学马可·依恩斯蒂（Marco Iansiti）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核心是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比如，他研究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型计算机企业的27个开发项目，发现美国和欧洲企业需要投入的资源远高于日本企业，前者需要456人/年，后者只需要188人/年。研究表明，造成这样大的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否使用了“技术集成”方法。
乐于分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需要体现在管理创新的很多方面。常言道，“财聚人散、财散人聚”，道理很清楚，但是实践不容易。以华为为例，为什么这个企业具有令人十分羡慕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乐于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华为是任正非创立的，但是他坚持“以奋斗者为本”，自己现在只占公司不到1%的股份。在中国的企业里，特别是民营企业里，有多少是华为这样的乐于分享？
国企也可以通过乐于分享求得发展。青岛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88年常德传被任命为青岛港务局局长时，港口的年吞吐量只有两千多万吨，码头也是年久失修，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在“5个阶段、5大战略”的引领下，青岛港成为我国最大的港口之一，位列世界第七大港。青岛港的成功与常德传“尊重员工，关爱员工”的认知是紧密相关的。他指出：“我们发展得好的时候，为员工涨工资，发展得困难的时候，也要自我加压，继续给员工涨工资，这是青岛港的特殊之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过去的20年中为员工涨了30次工资。在我们看来， 涨工资是员工天大的事。员工靠工资吃饭，靠工资过日子。”
乐于分享不限于国内，也需要贯彻于国际合作中。中石油下属的东方公司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也门共和国开展业务时，该公司充分理解当地部落酋长和部落人员希望尽可能多地参与到他们的工作当中的诉求，采取实质性措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诉求，从而获得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东方公司的物探项目成为2013年也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唯一成功运行的项目。东方公司的体会是：“以平等、尊重、沟通、和谐的人文理念，惠及外籍员工和地方企业，谋求共同发展，才是公司的发展之本”。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不容易。但是，如果能够充分认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精髓并运用于管理创新过程之中，就会大大提升这一过程的有效性。
比如，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就是要建立全新的、世界领先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历史上，中华民族长期领先世界，“敢为天下先”“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等充满豪情的核心价值观是重要基础。今天，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向世界一流，也需要以这些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实际上，任正非在创业不久就提出，华为一定要成为世界领先企业。深圳地铁的副总经理简炼在公司成立之初就提出，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建设世界领先的地铁企业，进而推动我国的地铁设备、地铁运营不断走向世界领先。
又比如，优秀的中国文化有利于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毛泽东同志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任正非指出，管理企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问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时时保持深刻的危机感。
再比如，“世界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气生财”，为实践“乐于分享”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实际上，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包括对外经济援助中，从来不附加不平等条件，从来不谋求单方面的主导地位，与倡导宽厚、平等精神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
企业家的重要性人所共知，管理创新的推动离不开企业家。但是，企业家与企业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创新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具备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一种理解是，在良好的体制机制下，在稳定的预期下，发现机会，把各种资源汇聚起来，通过卓越的管理工作，为个人、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种理解是，即使外部环境充满挑战，即使是体制机制存在很大问题，也要敢于面对，敢于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两种理解都有道理。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管理创新中，更需要第二种理解。这是因为，需要走一条新路，需要面对重大挑战，需要进行重大创新，而不是一般的学习、模仿。我们举深圳地铁副总经理简炼的例子加以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深圳地铁成立之初就希望建设世界领先的地铁公司，当发现跨国公司不能满足技术、经济等要求时，决定大力扶持国内企业，尽快实现地铁设备的国产化。
国产化过程充满了各种挑战与风险。比如，当时的招投标政策法规和文件规定，投标企业的产品如果没有在实践中实际使用过就没有投标资格。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完全剥夺了本土企业的投标资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深圳地铁冒着极大的风险，出台了新的招投标规则。在高端A型车招投标中，《深圳地铁设备采购招标评标办法》规定，评委的主要职责是统计投标人的技术承诺分，只有在全体评委意见都一致的情况才可以减分，不能加分，然后与价格分相加排出名次，推荐价格分和技术承诺分最高的（第一名）为中标人。通过这样的方法，长客作为一家没有生产业绩的国内企业以价格低和技术承诺分高的绝对优势一举中标。
中标是不够的，还需要保证高端A型车的质量。深圳地铁的办法是，与长客紧密合作，为长客提供测试机会，首先在没有人的夜里试用，然后在乘客很少的晚上试用，最后才投入实际运营。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地铁与车辆供应商紧密合作，对于发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
中国式现代化与这一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创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对其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对深化这方面的认识起到一点点推动作用。
关于作者 | 高旭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