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层面，从冷战时期到21世纪，各地区（东亚-太平洋、北美、欧洲及中东等）GDP体量越发平衡，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单边依赖降低，而多边贸易关系逐渐成为主流（如表1）。

公司层面，全球范围内的平台型商业模式兴起（如爱彼迎、腾讯等），注重增强产品互补性而降低了直接海外投资的必要性，也就不必设计各国组织的层级关系。由此带来的组织扁平化也是逆全球化的一个原因。

从个体层来看，激烈的全球竞争令人身心俱疲，引发了人们的抵抗和反弹，尤以发达国家最为强烈。

宏观经济层面，某些地区推动全球化的一些举措可能会导致跨区域的多边协议的增加，进而带来贸易网络关系的拥塞，甚至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公司层面，逆全球化使得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从基于所有权向基于平台转变。如果商业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试图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形成垄断，则会引起其他参与者的抵抗甚至退出，从而使得整个商业生态系统松动、解耦（decoupling）。

从个体层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都希望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然而这一期望遭遇了着来自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平息反对者的怒火。

宏观经济层面，可以考虑用新的方式建设生态系统以融合分散于全球各个地区的知识。建设生态系统的方式不仅仅是沟通买卖双方的双边市场（如淘宝），还可以是整合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产业平台。

公司层面，跨国公司可考虑推动自组织形态[1]的生态系统建设，比如以资源和知识分享为目的的创新集群。当生态系统中没有明确的主导者时，各参与方将共担逆全球化风险，实现更加稳健的发展。

个体层面，在逆全球化中，跨国公司需要从东道国角度考虑他们的利益和需求，找到共赢点从而提高自己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地位，促进自身在东道国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1] 即商业生态系统中没有明显的主导者，各参与方地位平等、共建共享。

翻译：赵若男

校对：吕梦娜

排版：周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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